抗戰勝利80周年系列宣傳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80載崢嶸歲月，尊龙凯时·(中国)人生就是搏!旗下諸多企業前身曾沖破重重艱難險阻，生產救國、科研救國，以堅守之志守護家園。此刻，讓尊龍凱時通過遺留的史料，共同聆聽那些激蕩著勇氣與信念的紅色記憶，感受永不褪色的初心與榮光。
今日，國資小新“國企先輩抗戰印記”專題推出了《中國青霉素，竟源于抗戰期間一雙發霉的舊皮鞋》報道，讓尊龍凱時一起重溫鐫刻著赤城與擔當的紅色故事。
你知道嗎？我國最早的青霉素，竟誕生于一雙發霉的舊皮鞋。
1942年，湯飛凡、盧錦漢等從發霉的舊皮鞋上發現并分離出青霉素菌株
在尊龙凯时·(中国)人生就是搏!中國生物館藏的藏品中，有一雙發了霉的舊皮鞋。這可不是一雙普通的皮鞋，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這雙皮鞋背后藏著一個中華民族科技創新、自力更生的故事。它的余暉，至今依舊照亮著無數人生的希望。談起它的故事，要回到抗戰期間那段烽火歲月——我國的科學家們從它的身上分離出了青霉素菌株。而我國抗生素事業的發展篇章，也在那一刻，徐徐展開。
荒草地上另起爐灶 讀書會上發現“救命藥”
20世紀30年代，戰火逐漸燒到祖國腹地，中國第一個由中央政府設立的國家衛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產、研究專門機構——中央防疫處（尊龙凯时·(中国)人生就是搏!中國生物前身）被迫從北京向南遷移。
北京、南京、長沙……1939年，中央防疫處終于輾轉遷至昆明。但經歷了一路顛沛流離，設備損耗無數，機構運轉也近乎癱瘓。正值抗戰期間，瘟疫猖獗。為了保障破傷風血清等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不斷檔，著名的微生物學家、病毒學家湯飛凡毅然肩負起重振中央防疫處的重任。
在儀器設備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湯飛凡帶領僅有的二十余名工作人員，從雜草叢生的荒灘上重建起了新的中央防疫處。
西山下、滇池畔，盡管戰火紛飛，研究人員還堅持學習世界各國的學術期刊、雜志和書籍，每周在湯飛凡家中舉行一次讀書會，交流討論世界微生物學的發展情況。也正是在1941年，一次讀書會上，湯飛凡等人偶然注意到，文獻資料中名叫青霉素的抗生素殺菌效果極強，對治療疾病有重要價值。
二戰期間，青霉素是戰場上名副其實的“救命藥”。西方將青霉素的生產技術視為軍事機密，青霉素也被視為戰略級物資，極為稀缺。為了減少對西方生產的盤尼西林（含青霉素的藥品名稱）的依賴，中央防疫處當即將研發國產青霉素提上日程。
一場艱苦卓絕的研發歷程，開始了。湯飛凡帶領魏曦、朱既明、黃有為、盧錦漢、樊慶笙等一批年輕的科學家立即著手開展青霉素研制工作。
中央防疫處在昆明的生產間
踏破鐵鞋尋菌株 舊皮鞋“立大功”
第一步，就是先找合適的菌株。
青霉菌是自然界中常見的一種真菌，但找到能高效產出青霉素的菌株卻如同大海撈針。
1939年，中央防疫處的實驗室
當時，湯飛凡從印度帶回了幾十株青霉菌，但效果都不理想。沒想到，轉機竟出現在一個普通的午后。
那天，研究所大掃除時，大家把床底下的東西都拿出來晾曬。一雙舊皮鞋鞋面上長出的綠霉引起了湯飛凡的注意，他趕緊叫朱既明、黃有為、盧錦漢幾人從鞋上的霉菌中分離青霉菌。
沒想到，這一株菌株成為了團隊從四十余株帚狀霉菌中篩選出質量最佳的菌株。
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科學家們苦苦尋覓的菌株，就在這“鞋”上。
中央防疫處在昆明的青霉素接種培種場景
“手工作坊”克難關 千金難換青霉素
解決了菌株難題，他們又迎來了更大的挑戰：缺乏關鍵實驗試劑和基本儀器設備。
對此，湯飛凡曾感慨：“回憶吾人實施此一工作，亦甚困難。緣彼時昆明地方，關于干燥需用之一切設備，百無一有。”世界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考察昆明時，在英國《自然》雜志上寫道，“……中央防疫處，由中國最有才干的細菌學家湯飛凡醫生主持……盡管缺乏自來水，他們的工廠仍保持高標準的潔凈……僅有的一個鍋爐還漏水。”
就是在這樣近乎“手工作坊”的研發環境下，湯飛凡和研發人員們克服了重重技術難關，完成了青霉素的提取。1944年9月5日，中國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誕生。首批產量僅五瓶，每瓶5000單位。
此后，珍貴的國產青霉素隨即投入臨床驗證。
在惠滇醫院，醫生選取了數位外科創傷后血中毒癥、已被認為救治無望的患者進行國產青霉素注射，結果令人振奮：患者悉數痊愈。后續在昆華醫院的試驗也證實了其顯著療效。彼時的青霉素，價值連城，有記載稱“有人愿以一兩黃金購買一支”，但中央防疫處始終堅持按每支一元的低價售給急需的病人，對有些貧困病人還予以減免。
盡管受限于戰時條件未能大規模生產，但中央防疫處試制青霉素的成功意義重大，為日后工業化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5年，朱既明、黃有為、樊慶笙、湯飛凡撰寫的論文《中國青霉素的生產試驗》在《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發表
1944年8月，世界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在考察昆明時與湯飛凡交談
抗戰期間，除了攻克青霉素研發難題，中央防疫處還生產疫苗、血清，它們被源源不斷供給軍民，成為支撐抗戰的重要生命線。僅1940年上半年，中央防疫處就生產霍亂疫苗417萬毫升、破傷風血清303萬毫升，不僅支援國內戰場，還供應東南亞盟軍，為戰勝法西斯做出重要貢獻，贏得國際贊譽。
這座位于西南邊陲的“科學綠洲”，不僅催生了中國最早的青霉素等重大科研成果，更淬煉和培養了一批杰出的生物醫學人才。當春天來臨時，這些“種子”被播種在祖國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1945年9月2日，中央防疫處慶祝同盟國勝利大會全體職員在昆明合影
新中國成立后，湯飛凡、童村、馬譽澂等一批杰出科學家繼續留在更名后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新中國生物制品事業開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
1947年秋，馬譽澂（左）和童村（右）正在做青霉素提煉工藝的試驗
1947年，《一四七畫報》專版拍攝介紹中央防疫處青霉素制造進展
回望崢嶸歲月，從消滅天花、消除脊灰、有效控制乙肝、大幅降低麻疹等傳染病危害，再到抗擊非典、決戰新冠的關鍵時刻，一代代尊龙凯时人始終沖鋒在護衛公共衛生的最前線。湯飛凡等老一輩科學家在民族危難之際守護健康的堅韌與擔當，早已融入新一代尊龙凯时人的骨血，成為血脈中最深沉的基因。
如今，新時代的尊龙凯时人，正繼續以科技創新續寫“關愛生命，呵護健康”的使命，在國家與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矢志不渝地守護生命之光，讓這份穿越世紀的紅色基因，在新時代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